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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在这次应对病毒疫情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

随着资深媒体人周健工的发问，通过视频连线的嘉宾们开始了一场头脑风暴式的讨论。2月18日的这场线上研讨会，由全球开放型研究平台罗汉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同组织，这也是国内最早开始思考数字技术应用与社会治理关系的讨论会。

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以平台型数字经济公司为首的科技公司利用生态的调动能力、技术能力和资金能力，从疫情的防控、到支撑居民生活再到协助经济运转恢复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认为，这次疫情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测试，让人们看到了数字技术是如何让人类协同去对抗这样一场灾难，可以说全民迎来了一次数字化的生存，这跟以前有根本性的区别。

参与讨论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曾大军表示，此次疫情并非我们面对的第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但是数字技术以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全方位的方式介入，却是第一次，还会伴随着新模式的不断涌现。

在讨论会上，人们最常提及的就是将本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相比，可以看到，这次疫情5G、AI、云计算等移动互联和与大数据相关的先进科技开始广泛运用。比如，5G为远程会诊提供了强大的保障，AI技术和云计算开始协助全国乃至全球的科研机构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而利用大数据的移动地图应用、乘车软件、航空软件等，则对寻找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在疫情期间，数字基础设施体现出了非常广泛且多元的参与特点，这种自组织与群体智慧的应用与互联网文化非常吻合。

与以往相比，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治理有了明显进步。比如浙江、上海等地区推出了“浙里办”、“一网统管”等平台，在便民政务、防疫复工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支付宝等平台软件与杭州等多个地方政府联合推出的“健康码”，实施“绿、红、黄”三色码动态管理，为恢复人们的流动和生产复工提供了精准到人的管理能力。

陈龙认为，这些案例都体现出技术是有能力的，也是有温度的，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的协同方式，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而面对当前疫情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陈龙认为要三通，通物资、通资金、通人心。

即便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了巨大作用，创造了很多跨组织、跨地域的相互协同场景，但是在数字技术应用于疫情预警和社会治理方面，数据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表现来看，专家们认为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比如在有些地方都在一刀切从严管理，人员出省务工要盖八九个印章的时候，浙江第一个上线了数字健康码，实现了数据化的精细治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虚拟商务系副主任孙毅认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不同地区还存在差异，比如对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的平台建设，不同地区差异明显；另外，数字技术需要与人的融合，当人真正具备了数字化的素养，能够连接数字技术和所在领域的知识之后，才是一个融合的化学过程；而且，我们很多组织结构与数字技术的特点还不匹配，数字技术要求组织敏捷化和扁平化。他说，“谁更接近数据，谁才更有发言权。”

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石勇建议，政府内部相关部门的数据应该全部打通、全面升级，再整合外部数据，在好的机制下调动社会因素，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的现代社会治理水平。

“望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痛苦，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下一步更好发展的的机会。”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与金融学讲席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王能说，在大数据前提条件下，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进行循证研究很重要，应该以数据事实为根据，然后进行有逻辑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