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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时间:2018-10-09来源:互联网 作者:编辑 点击:
采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先生那天正好赶上临时交通管制,待赶到约定地点时,《公益时报》记者已迟到了十多分钟。当记者向康典表示歉意时,他微笑着从暗红色的仿古椅中直起身

采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先生那天正好赶上临时交通管制,待赶到约定地点时,《公益时报》记者已迟到了十多分钟。当记者向康典表示歉意时,他微笑着从暗红色的仿古椅中直起身,用手摩挲了几下头发,低沉地回了句:“没事。其实我来了有一会儿了,都睡着了……”

茶几上小火烛燃得正旺,烧着一壶陈年普洱茶,茶汤此时泡得恰到好处,散发着幽幽茶香。康典身着灰色运动T恤,同色系休闲裤,脚穿轻便运动鞋。他一边斟茶小酌,一边和《公益时报》记者聊了起来。

康典——新华保险第三任董事长,亦是新华保险“增资、上市、转型”三部曲的推动者。康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金融家代表之一,因其执掌粤海重组、新华上市转型等成功经历,被媒体形容为“救火队长”,熟知者也称他为“老爷子”。

2016年,康典从做了6年的新华保险董事长任上离职。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后半场,除了尽享“一叶扁舟泛江潮”的惬意,还有更重要的事不能忘记和抛却,那就是“公益”。

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早在2001年6月,康典和夫人刘桂女士就注册成立了桂馨(香港)基金会。此后,康典、刘桂夫妇还做过一家基金会的捐赠人。有一次,康典去这家基金会的一个公益项目点探访,那是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兴隆县一个山区学校。在学生宿舍里见到的一幕让康典既震惊又心酸——孩子们床上根本没有铺盖,就将废旧的水泥袋子和牛皮纸摞起来铺平当褥子,学校条件之破败简陋让他至今难忘。或许,这也是他坚持做乡村教育公益的原因之一。

2008年汶川地震,有一张照片康典印象深刻,他说那张照片让他“倍感震撼,深受刺激”。照片中,在一堆崩塌的建筑瓦砾中,一个被埋的孩子挣扎着伸出了一只手,手中还紧紧握着一支笔。“这些被地震夺去生命的孩子是多让人心疼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还握着那支笔,那里面有求知的渴望,还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有感于此,康典和夫人刘桂商定发起成立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以乡村教育为主,支持贫困地区的学生和老师。2008年11月,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人与人的交集就是这么有意思——康典曾经捐助过的那家基金会时任秘书长樊英,受聘成为桂馨基金会秘书长。康典说之所以愿意与樊英再度同行,就是看中她做公益时那种难得的认真、踏实和细致。

康典说,成立桂馨基金会费了很大的周折。

按照法律规定,成立一家非公募基金会需注册资金200万元,这笔钱对康典来说并非小数目。他找到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告诉他们自己想做公益,注册资金凑不够,希望大伙帮把手。最后这笔钱康典出了大头,剩余部分是朋友们帮忙凑齐的。

桂馨基金会成立之初,康典的儿子还在国外读书,但只要赶上假期回国,康典就让儿子跟着基金会工作人员到一线的公益助学项目点做义工。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桂馨书屋”建在震后的北川中学。康典派了儿子去执行项目,筹集书籍、搭建书屋,每一个流程和细节他都要求儿子亲力亲为、跟进落实,不能有丝毫马虎。康典希望儿子在这种历练中领悟“公益”的内涵与价值。

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身为金融家的康典做公益后开始变得“斤斤计较”,大钱要算清楚,小钱也要算的明明白白。

采访中,康典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算过,如果我们能有1000个桂馨之友(个人捐赠),每十年周转一圈,每年10%,一年有100个桂馨之友愿意捐赠,一人捐赠1万块钱,这就是100万。另外,如果每年能有50个“桂馨之翼”(机构捐赠),每年每个机构能捐给我们10万,那也能有500万元的捐赠收入了。这样每年可募集约600万元捐款来支持基金会的运作。”

说到这儿,康典笑起来,他说当年给秘书长樊英讲述这种项目运作模式,樊英说“就跟听天书一样”,而且发愁“到什么年月才能完成这个计划啊!”

转眼十年过去了。截至目前,桂馨基金会已形成以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为核心的项目体系,同时相继开展了桂馨之桥助/奖学金、桂馨生态助学、桂馨营养餐、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职业教育等多个公益项目。

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除了对乡村教育的基本公益支持,桂馨基金会还将关注的焦点特别定格于乡村教师。2012年,由桂馨基金会联合多家合作机构共同实施的、反映汶川地震中人民教师英雄事迹的主题雕塑作品《师魂》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2012年度首都慈善奖优秀慈善项目”;同年冬天,基金会出品的纪录片《老师》在2012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荣获“最佳中国制作人奖”。2013年,由已故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生前捐资,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及其家人发起设立了“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弘扬师德精神。2018年国庆节,历时三年打磨、聚焦乡村教师的纪录片《漠土园丁》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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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桂馨基金会已在18个省(市)、73个县实施教育公益项目398个,累计有5858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贡献了101.5万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惠及109.6万名乡村师生。

康典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做公益,只要用心做、坚持做,不要浮华急躁,不要心存杂念,心静下来,总能做成。

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这其中凝聚了一位七旬老者的睿智与淡定。“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是正确的,而且在我的整个人生设计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我做事是不太在意外界怎么想或怎么评价的,想好了,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既定的目标向前走就是了,如此而已。”

访谈

中国乡村教育是民族基业之本

《公益时报》:桂馨基金会成立10年来,为什么始终将公益项目的核心着力点放在乡村教育?

康典: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到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支撑和内在维系。你翻开历史书看一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文豪、大学者都是出自农村私塾,都是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你看那些历代的进士、举人、状元,有多少是生活在京城、出自都市大学堂的官宦子弟?实在不多。

我在新华保险工作的时候,我的很多同事都是从非常贫困的农村出来的。曾经有一个同事告诉我,他老家的村子里至今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全村人都要出资支持。村里再穷,祖辈人都认可并传承着一个信条——读书是很光荣、很有出息的事。

但是如今这种古老美好的传承已经断了。现在,农村民办教师地位低下,待遇很差,应该享有的保障和权利都没有了,被当成“志愿者和义工”,领取很微薄的生活补贴。现在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学校在逐渐衰落,家长们都进城打工了,留下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国家让大批农民工进城来支持和推动城市建设,放眼望去——都市地铁、高楼大厦全是这些农民工盖的,但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育保障呢?

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整天迷动漫、搞追星,难道靠着城里这帮养尊处优的孩子就能支撑起中国的未来?我不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还得靠那些苦孩子来拯救、支撑和维系,苦孩子才有未来,我自己是吃过苦的,我坚信这一条。

如果说现在的教育公平出现了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出现了分层,是按照社会财富的拥有量分了很多层级,这是不对的。在此过程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农村教育和农村孩子,光是户口这一条就把许多农民工的孩子卡掉了,你即便进了城你也不能够上学享受平等的教育,那留在村里的孩子不就更有问题了吗?很多村校合并后,有些孩子为了上学不得不翻山越岭、带着干粮走上几十里山路,这怎么能够体现教育公平?养尊处优的孩子不可能创造未来,有时得天独厚恰恰是种下祸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桂馨基金会就是要坚决去做支持农村教育的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那些在中国农村教育的最底层苦苦挣扎的人,这是为了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我的理解,而不是随随便便地选一个公益项目去做。

我的能力有限,只能说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做多少。我尽力去做,对得起我的良心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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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不是“炫富台”和“明星秀”

《公益时报》:您多次表示,不要把做公益变成“炫富台”和“明星秀”,您觉得这种现象普遍吗?

康典:这种现象并不鲜见。现在不少网友都会谈及这样一个话题——有些人发了财之后就拿出一点钱来做慈善,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著名公益人物——但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赚到的身家、如何发的财,这其中可能并不排除有人是以并不合法合规的渠道来赚取的暴利。有些人会在拥有大笔财富之后主动介入公益慈善——这种人可能还有一点良知,这种良知给他造成种种不安和惶恐,于是他就想拿做公益做慈善来求得内心的一种安宁。当然,最终是否能够求得安宁、得偿所愿,恐怕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知肚明。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种人,他们拿出原本就并非正途得来的财富中的一点点投入公益慈善,沽名钓誉,以赚取公众信任和社会荣誉。一旦拥有了某种荣誉和光环,他们又会以此为资本去撬动和攫取更多的财富资本。对他们个人来说这自然是好事一桩,但对整个社会造成的隐性伤害却是无法计量的,是令人齿冷的恶性循环。

你之前联系多次说让我谈公益,我之所以一再婉拒采访,就是不想被归入这一类人当中去。

《公益时报》:那么您如何看待明星艺人做公益?

康典:我并不排斥。在我看来,做公益最重要的是要发心正,这比什么都重要,做公益你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做,不要动辄张扬、四处去秀,生怕别人不知道。桂馨基金会里也有捐赠人是明星、是公众人物,人家就是默默地做,从来不声张。做公益用得着你一天到晚挂在嘴上嚷嚷吗?而且,我认为明星做公益,你就应该真金白银的拿钱来做,他们的收入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是天文数字,比我这个做金融的也挣得多得多,他们能实际拿出收入的多少出来投入慈善公益?我相信,他们嘴上说的捐赠要比实际拿出来的要少得多。当下这种明星文化我认为是一种畸形文化,我不太认可。

《公益时报》:现在还有不少社会知名人士或企业家也在投身公益。

康典:做公益当然是好事,越多人做越好。但是,做公益是要认认真真地俯下身子、百分之百投入去做的,桂馨基金会如果没有秘书长樊英带领的这样一个专业化公益团队也是做不成的。不是说有一个名人在那儿撑台面,你的公益就一定能做好,不是那么回事。即便你在原来的职业平台上事业做的很大很成功,但就公益而言,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投入,没有专业的团队,你也是做不成的。做公益不是说一年到头搞一台晚会,找一个专业策划团队,找些明星来捧场,把门面搞得热热闹闹、五光十色的,搞点钱过来放在这就算完。钱倒是筹了不少,但你的项目呢?他们可以说我这次筹了一千万,覆盖了多少个省多少个县,惠及多少学校多少老师多少学生,但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些钱直接给了该省的教育厅或者委托当地的什么机构去执行,运作倒是方便,但是最后善款是不是花到了该花的地方这是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公众对公益有质疑、有看法,就是因为不知道那些钱最后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公益时报》:看来您特别重视公益组织善款的透明公开?

康典:桂馨基金会筹到的每一笔善款,哪怕是一分钱一毛钱,我们全部都能说得清楚——用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学校、什么项目,什么样的方式惠及了多少人,每一笔账我都可以拿的出来。任何时候你去我们的项目点、项目学校,你去问那些老师和学生,他们也都能回答的一清二楚。现在有多少公益基金会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视和清查?

有一次,桂馨的一位捐赠人事先没打任何招呼就自驾去了基金会在湖南的一个公益项目点进行“飞行检查”,回来便和秘书处做了沟通,并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但对项目的执行和落实非常认可,因为他知道了我们是真的在做公益,没有玩猫腻,没有虚的东西。

正因如此,桂馨基金会规范财务操作和信息公示,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FTI)持续保持满分,连续两年获得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评选的“慈善透明榜样”。2015年,桂馨基金会荣获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奖;2016年,桂馨基金会获评“5A级社会组织”;2018年,桂馨基金会先后获得中国慈善榜基金会(非公募)榜单TOP50、中国慈善信用榜TOP30。我们珍惜这些荣誉,也会拾阶而上,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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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机构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

殊途同归

《公益时报》:作为创始人,您对桂馨基金会内部治理和外部运营有哪些基本要求?

康典:我一辈子做商业、做金融,我认为现代化的企业制度里面包含的很多东西,是公益机构完全可以借鉴甚至采纳的。我试图将这些东西融入到基金会的运作当中。一个好的公司肯定有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那么一个好的NGO组织也应该有一套健全的NGO治理结构,比如发展战略、运营管理、风险控制、理事会制度、沟通协调机制、资金筹集使用机制等等,建立这样一个治理结构是需要科学的管理制度的。

美国著名的管理大师德鲁克关于NGO组织的管理有着专门的阐述。实际上商业与公益之间相互借鉴的通道是畅通的,企业和公益机构都属于一种组织结构,都要求筹到更多的钱,同时又要求筹集的资金能够取得一种最佳效果,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于基金会本身而言,当这个组织发展的越来越壮大,资金筹集的越来越多,对于管理者来说也会遇到许多以往不曾碰到过的问题,所以他们也需要开拓新视角、采用新方法,以应对挑战和困难。

目前,桂馨基金会拥有一套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下设若干个子基金,从最初200万注册资金起步,现在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的运营规模。基金会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的沟通没有障碍,经过这些年的共事和磨合,理事会对基金会的公益项目执行高度认可和信任,这种良好的基础对于开展公益项目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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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商业与公益的关系一度是业界热点话题。您怎么看?

康典:我还确实想过这些问题。如果你是公益机构,那你的宗旨、你的灵魂、你的本质就是公益。你在做公益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地兼顾你的商业利益,我也能理解、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公益从属于你的商业利益,把公益变成你为了谋求某种商业利益的门面,那就错了。

我们大概是中国公益圈里面唯一一个人家要给我们捐款,我们却拒绝的基金会。曾有一家机构要给我们一笔数额不小的捐款,但我们觉得这笔资金在运作方面的严谨度和规范性与我们的基本要求有些相背离,就毅然拒绝了这笔资金。这种高度自律也是桂馨从创始之初就严格遵循的传统。公益机构的资金就是公益用途,就是专款专用,不能承担任何的风险,所以必须是非常保守、安全的。做公益就是纯粹的做公益,你是不能谋取商业回报的,二者一定要切割。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能够顺带给你带来一些较好的影响,我觉得也能接受,但你不能本末倒置,搞颠倒了。

《公益时报》:“公益”于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康典:人应该有慈善悲悯之心,即使自己过的好,看到别人过得不好时,你要有一颗同情心,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健全的人格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如果愿意把这种美好的发心放大,可以通过一个平台来做。我既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为什么不做呢?我自己给自己提要求,我一年收入的百分之十要捐赠到公益项目中去,另外也一直在支持这些年基金会的日常运营,包括房租投入,虽然没有详细地计算到底捐了多少,但我一直努力在朝这个方向走,这就是回馈社会、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是,做公益一定不是一个赶潮流的事,你的发心和善意可以持续多久,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为公益奉献和投入,时间终究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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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华保险原董事长康典:做公益不是一件赶潮流的事

作者/ 文梅

责任编辑/ 高文兴 排版/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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